山西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加快构建新型体系
随着华阳集团景福公司顺利通过智能化矿井验收,该集团成为山西首家所有生产矿井均完成智能化建设的企业;作为晋电“下江南”特高压通道,雁淮直流年度累计输送电量首次突破500亿千瓦时,山西省绿电外送电量全国第一;煤与煤层气共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技成果全国获殊荣,能源领域创新合作再结硕果……
能源革命看山西,能源保障有山西。刚刚过去的一年,山西坚持以“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引领,扛牢能源保供政治责任,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加快“五大基地”建设,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努力在能源革命上走在前、作示范。
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在山西,一块煤能做什么?从智能绿色生产到清洁高效利用,山西做了哪些创新?让我们一起来看煤炭的“变身”之旅。
寒冬时节,走进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建设煤矿塔山矿,该矿煤质部的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记录当前煤层赋存条件下,不同放煤工艺的数据参数。
在矿山云图智能决策大数据平台各项数据加持下,塔山矿借助智能化“大脑”控制放煤煤质,使原煤变精煤,生产质效大幅提升。
以塔山矿为代表,山西煤矿加快步入智能化时代。作为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山西煤矿正在向“数智化”转型,一批智能化示范矿井陆续建成。
目前,山西省累计建成244座智能化煤矿、1594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智能化煤矿产能占比达到60.48%,带动全省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83%以上,煤矿的“减人、增安、提效”成效明显,煤矿本质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充填开采、无煤柱开采……绿色开采是推动煤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同时,山西有序推进各类绿色开采技术试点示范,持续提高煤炭清洁绿色供应水平。目前,山西省已建成55个试点示范煤矿,120座煤矿采用无煤柱开采,山西省煤炭绿色开采取得积极进展。
煤炭绿色开采是基础,高端多元利用更关键。
在潞安180万吨/年高硫煤清洁利用油化电热一体化示范项目生产现场,百米高塔比肩耸立,银色管道纵横交织,描绘出一幅现代煤化工产业蒸蒸日上的发展新图景。黑色的煤炭穿过数千米的各类管道和反应器,变身为CTL全合成基础油、费托烯烃、液体石蜡、稳定轻烃……
2024年,该项目转化煤炭约452万吨,推动了煤炭由单一燃料向燃料与原料并重转变,成为能源技术革命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该项目投运至今,年产量首次突破百万吨。
从论吨卖的煤炭,到论克卖的精细化工材料,山西正着力打造10条煤化工重点产业链,计划到2030年,建成国内重要的现代煤化工示范基地。
从传统到精细、从低端向高端、从单一到多元,统筹抓好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元化利用、综合储运这篇大文章,山西正在将每一块煤“吃干榨净”,建立起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新样板,奏响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曲。
做好“绿色能源+”和绿电大文章
去年年初,山西晋北采煤沉陷区新能源基地项目在大同市正式开工,规划建设风电光伏新能源项目600万千瓦,配置新型储能容量约340万千瓦时,每年可向京津冀输送清洁电力270亿千瓦时。
去年年底,山西省首台碱性水电解槽(晋华槽)正式下线,标志着山西探索氢能在工业领域的示范应用、打造氢能产业集聚区、推进氢能产业重大项目实施、实现绿色氢基能源全链条联动发展方面迈出坚实一步。
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是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所在。一年来,从塞外雁北到河东盆地,从吕梁山麓到巍巍太行,山西锚定“双碳”目标,加快新能源基地建设,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做好“绿色能源+”和绿电大文章。
1月5日,繁峙经济技术开发区奥博产业园光伏生产基地,现场繁忙但有序,作业人员熟练完成着各自的工序,应用广泛的光伏组件就这样在全封闭的无尘车间里不断诞生,走进百姓日常生活。
山上,风车成列;山下,光伏板点缀村庄。忻州市聚焦打造山西省重要绿色能源产业基地的目标,充分发挥新能源品种全、结构优、规模大等优势,统筹推进“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发展,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新能源项目相继落地投产,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总量连续6年位居全省第一。
以忻州市为代表,山西坚定不移发展清洁能源,推动风电光伏规模跃升,装机占比超过49%。深度挖掘非常规天然气上产潜力,建成4个10亿立方米级和2个20亿立方米级气田,初步形成集勘探开发、井下抽采、集输利用、装备制造于一体的煤层气产业体系。氢能重卡首次在中远距离实现纯商业运营。地热能、生物质能加快发展。
在新能源装机不断提高的同时,山西持续发力新能源外送,2024年,山西新能源外送交易电量164.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1.5%,创历史新高。其中,绿电外送交易电量75.38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第一。目前,山西新能源企业参与绿电交易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已由2021年的1家发展到如今的143家,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
山西作为绿电资源大省,推动绿电就地转化,是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去年7月,省能源局印发工作方案,加快推进山西绿电与产业协同发展,将绿电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
深化能源领域创新合作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注册交易商已超过2.9万户,平台年度交易量突破10亿吨,年度现货交易量突破1.8亿吨;山西焦煤集团“焦煤在线”在“煤钢焦”产业链数智化方面积极探索,打造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平台,满足“煤钢焦”产业链各环节参与者的多样化需求……山西积极推进能源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建设能源科技创新高地,深化能源技术、装备和服务等贸易合作亮点频闪。
与清华大学共建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建成煤与煤层气共采全国重点实验室等4个煤层气省部级创新平台;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具备陆上6兆瓦、海上10兆瓦风机及核心零部件制造能力,全钒液流电池实现智能化生产,全氟离子膜实现国产化替代,“晶硅—拉棒—切片—电池—辅材—组件”光伏产业链初步形成。
在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智能制造车间,制绒、扩散、刻蚀、镀膜、丝网印刷、测试分选等工艺环节高效运转,一张张电池片经过串焊、层叠、自动装框、接线、固化、测试等作业后,合格的太阳能组件下线装箱等待出口。据太原海关统计,山西自2018年实现光伏产品首次出口以来,已累计出口太阳能板及其他配套光伏产品62亿元。去年前三季度出口17.3亿元,同比增长271倍。
能源革命,进无止境。山西将加快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坚定不移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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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牵头制定的三项国家职业标准正式颁布 机械工业 2025年8月27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颁布拍卖服务师等33个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2025〕35号),标志着又一批国家职业标准被纳入国家职业标准体系并开始施行。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牵头组织开发的《复印设备制造工》《印刷设备装配调试工》和《汽车生产线操作工》三项国家职业标准位列其中。这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推进国家职业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职业标准是开展职业技能评价、人才培养和职业培训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三项标准内容科学、结构合理、贴合行业实际,充分反映了当前产业发展的新要求与技术变革的新趋势,将为相关企业用工、院校教学、人才评价及职工晋升等方面提供权威、统一的规范指引。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械工业人才评价中心作为全国机械行业人才评价归口专业机构和权威评价主体,将继续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决策部署,积极推动机械行业职业标准体系的持续完善与有效实施,为促进机械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评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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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纪念 穿越烽火的征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机械工业 机械工业 编者按: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争取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饱经沧桑的一章。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顾那段历史,无数中华儿女为了胜利,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中国的机械工业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机械工业的近代化征程,始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近代中国的风云激荡,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了一定的积累与进步。当时,若干新兴产业相继起步,在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型城市,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工厂,如上海大隆机器厂、无锡开源机器厂等。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国机械工业也面临诸多问题。技术上,中国机械工业严重依赖外国,关键技术和设备主要从欧美、日本等国进口,自主研发能力薄弱,缺乏核心技术,产品质量和性能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经济上,机械工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资金短缺,生产设备陈旧落后,难以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新产品研发。多数企业依靠手工操作和简单机械加工,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成本高。而且,中国机械工业还受到国内政治动荡、战争频繁以及外国列强经济侵略的影响,发展环境不稳定,面临重重困境。篇章一:战火纷飞,中国工业的战略大迁徙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形势危急,随着战事陷入不利,刚刚起步的中国机械工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当时,中国的工业布局极不合理,新式工业基本集中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尤其是上海,作为当时中国工业的核心,工厂数量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一旦沿海地区遭遇战争破坏,将会给中国的工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为了保存国家工业实力,支援抗战,一场工业战略大转移——工厂内迁行动,在战火中紧急展开。这是一项艰巨且复杂的任务,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交通条件有限、运输能力严重不足、所需资金缺口严重、部分人员不愿离开等。即便困难重重,内迁行动仍在各方努力下展开。1937年12月10日,上海共迁出机器工厂66家。沿海其他地区工厂也开始内迁,上海、江苏、山东、山西等地内迁企业先至武汉,在武汉吃紧后又迁往四川、湖南、广西、陕西、鄂西、贵州、云南。到1939年,全国内迁民营厂矿339家,其中机器厂143家,拆运机器设备58900t。到1941年12月,内迁机器厂增至230家,复工198家,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湖南、广西、陕西等省市,以重庆最多。这是中国工业史上一次大迁移,这些机器厂成为后方工业的中坚力量。到抗战结束时,内迁工厂仅民营就有500余家,新建的工厂约有3700家。重庆在战前只有大小工厂39家,到1944年底已有1518家;而重庆的机器工厂,战前只有10余家,到1939年已有84家,1940年增至130家。此次大迁徙,中国工业元气大伤,一是由于仓促搬迁,二是一些工厂多次转移,损失很大。但是此次工业内迁的意义却深远,保存了当时中国的工业血脉,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由于众多工厂的迁入,为广大的西部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大量资金,带动了当地工业的发展,加速了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形成了新的工业基地,推动了当地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严重失衡的局面。篇章二:坚守后方,机械工业的曲折发展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内迁的工业企业在困境中坚守,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支持。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新建了一批机械厂,大多数设在昆明、重庆。此时的大后方成为中国机械工业存续与发展的希望之地。据统计,1937年,中国有机器工厂企业数340家,资本仅3688千元(国民政府时期旧币),工人数也只有10205人。机械工业虽占当时全部企业数的8.6%,但资本总额不足1%。到1941年底,后方机械工业的工厂数量超过了战前,有机械制造能力的工厂多达100多家,制造车床的工厂有45家。在众多的工厂中,水平最高的是几家官办工厂,如中央机器厂、飞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兵工厂等。中央机器厂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为培育机械工业而创办的大型国有企业,其技术代表了战时中国机械工业的最高水平。该厂在战时制造的大型装备主要为发电成套设备,包括火电站所用汽车机、锅炉和电机,以及水电站所用水轮机等。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制造大型装备的开端。中央机器厂规模宏大,其产品并不局限于大型装备,还涵盖了普通动力机械、机床工具、纺织机械乃至汽车等。1943年,中央机器厂进入鼎盛时期,员工总数从1939年的975人发展到2475人,生产经营的产品范围包括动力机械、工具机械、纺织机械、农业机械、化工设备和特种机械(军工产品)6大类54种品种。从规模、技术、设备、管理诸方面综合比较,中央机器厂代表着当时中国机械工业的最高水平,并不落后于国外普通机器厂。先后创造了中国机械工业历史上多个“第一”:生产第一台2000kW发电机、生产第一台500马力发动机、生产第一台30~40t锅炉、第一家制造精密量块、第一次完成汽车装配制造、第一个实现高强度铸铁工艺等。中央电工器材厂也是由资源委员会投资建设的电工企业。抗战时期,中央电工器材厂面对战时物资紧缺以及对外采购交通线中断的情况,通过研究人员的自主研发,已经能生产多项电工器材,打破了完全依赖进口的僵局。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中央电工器材厂从原来只有4个分厂,已发展到8个分厂,有些分厂还设有支厂。电工器材厂生产的电工器材除保障战时大后方的生产生活需要外,更多的是直接用于前线对日作战。从1939年至1945年,中央电工器材厂一厂生产各类电线电缆达到4330t,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中央电工器材厂研制一台1000马力的混流式水轮机,用一台变频机改装制成1940kV·A、6900V发电机。抗战时期,中国机械工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地处大后方的机械企业,自始至终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包括资金短缺、原材料供应困难、技术人才匮乏等。这些困境严重制约着机械工业的发展进程。这一时期的中国机械工业,为抗战胜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支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是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的宝贵财富。此时的沦陷区的机械工业,多数工厂被迫为日军生产军需用品。篇章三:传承延续,工业企业的熠熠闪光抗战时期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是一部充满艰辛与奋斗的壮丽史诗。从抗战前的艰难起步,到抗战爆发后内迁保存火种,再到大后方在重重困难中顽强发展,每一步都凝聚着当时无数爱国人士的心血与汗水。其中大部分企业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过去,也有一些企业历经风雨、延续至今,成为当下中国机械工业的中流砥柱。曾经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央机器厂,在经过两次改名之后,于1953年更名为昆明机床厂,隶属于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成为一机部直属的“十八罗汉厂”之一,开启了专业生产机床的历史,迎来了新的发展篇章。1954年,昆明机床厂制造出T68卧式铣镗床,并代表国家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1958年,制造出T4128坐标镗床,为中国第一台坐标镗床。此后,昆明机床厂为我国的工业发展不断贡献力量,并见证着中国工业从起步到腾飞的伟大历程。2022年,企业更名为通用技术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湘电集团前身为中央电工器材厂,1948年7月1日,中央电工器材厂改组成立中央电工器材厂有限公司,同日成立中央电工器材厂有限公司湘潭电机厂。1953年工厂更名为第一机械工业部湘潭电机厂,1956年列为国家156项重点工程,历经改建扩建,成为我国电工行业开发新产品的基地,经过多年发展,成为我国大型综合性的电机电器成套设备制造企业。2007年企业更名为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湘电集团为我国电工成套装备国产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研制生产大中型交直流电动机、大型船舶电力推进系统、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牵引控制系统、矿山开采运输成套装备、兆瓦级系列风力发电机和新型绿色低碳成套装备,广泛服务于我国国防、电力、能源、矿山、冶金、交通、化工、轻工、水利等建设事业。而徐工集团的前身华兴铁工厂,诞生于1943年抗日战争的炮火中,最初作为八路军鲁南第八兵工厂,承担着修理枪械和生产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的重要任务。1953年,华兴铁工厂迁往徐州,与徐州实业公司铁工厂、徐州大力铁工厂合并,厂名改为地方国营徐州铁工厂。1956年6月,徐州铁工厂改名为徐州农业机械厂,1958年11月又改名为徐州重型机械厂。1989年,以“三厂一所”(徐州重型机械厂、徐州工程机械制造厂、徐州装载机厂和徐州工程机械研究所)为核心层,徐州工程机械集团公司正式组建成立。经过多年的发展,徐工集团已经成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规模宏大、产品品种与系列齐全,极具竞争力、影响力和国家战略地位的千亿级企业,多年来稳居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首位,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阵营。此外,还有始建于1937年的重庆机床厂、宝鸡石油机械厂等,这些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并延续至今的机械工业企业,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时代的开拓者。它们伴随中国机械工业从弱到强,它们所承载的工业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中国机械工业不断向前发展。如今的中国机械工业,正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大步前行。80年后,当我们回首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壮丽史诗,不应忘记在峥嵘岁月里,中国机械人在绝境中的坚韧与不屈,正是他们的坚守,为中国机械工业留下了希望的火种,那是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